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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金英:以新的方式书写公平正义
作者:王圣淼  发布时间:2019-09-03 10:29:49 打印 字号: | |


1989年,我从延庆法院来到了海淀法院,那一年我34岁。虽是一名海法新人,但我已经在延庆法院工作了十年,也算积累了不少经验。当时我在民一庭主要负责审理婚姻家庭纠纷、邻里纠纷、房屋租赁、民间借贷等民事案件。2000年我来到了审监庭,负责民事案件的申诉审查工作,直到 2002年,我光荣退休。

时隔15年后,2017年我得知海淀法院招募人民调解员,果断报了名,能够重回海淀法院,重新做回我热爱的工作,我很是激动。法官们都有排庭记录本,我也有一个调解记录本,上面满满当当记录着我要做调解的信息,当年做法官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每个月我平均能调解成功20多件案子,多的时候能达到30件。立案登记制以来,案件量突飞猛进地增长,现在我院也在推进“多元调解+速裁”的工作。但调解工作可不是和稀泥,案子分到我这,我会快速阅卷,判断是否有调解的空间,一旦觉得没谱儿,我便速速退回,千万不能耽误了审限,在时间节点上,我会严格把控。

海淀法院的调解员来自各行各业,而我就来自海淀法院。我们之间年龄相仿,有很多共同话题,每每有其他调解员和我讨论案子时,我感到很是开心,也很乐意为他们答疑解惑。

 

做法官的时候,我审理过很多案件,曾经有一起继承房产的案件,兄妹四人提出了分割家里老宅的诉求,一共三间老宅,二哥选择放弃,剩下三间老宅正好一人一间。按理说很简单的一件事儿,可这家排行老三的妹妹非想要边上的那间,因为边上的房子有后院,能扩建,既有利用价值又有升值空间。

三妹三番五次的找我,她还试图利用私人关系找我,千方百计的想辙儿,各种方式方法轮流上阵,试图说服我。

他们的父母生前并未留下遗嘱,但小儿子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,照顾父母的日常起居,名下也没有房产。秉承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信念,我做出了判决,可想而知我并未把边上能扩建的宅子判给三妹。三妹不服从判决,提出了上诉,二审依旧维持了原判。

现在做为调解员的我,也调解成功过一件案子,巧的是也是继承房产。一位90多岁的老人,老伴儿已经过世,育有一儿一女,二女儿离异后便一直和他生活。在他名下有一套三居室,在老伴儿名下有一套两居室,现如今是儿子生的孙子住在两居室。老人想在生前立好遗嘱,不想留下后患,现在这一家人便来申请处理房产。 

当年因为老伴儿没退休,没法儿帮忙带孙子,儿媳妇便再也没有上门看过他们,即使是老伴儿的葬礼,儿媳妇也没有参加,老两口和儿子一家的关系闹得很僵。老人铁了心要把自己名下的三居室留给女儿,把老伴儿名下的两居室分给儿子。 

我把他们约到了法院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起初气氛很是沉重,都保持沉默没有人主动说话。天下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是对子女怀有深切的爱,我渐渐地做他们的心理工作,试图打开心结。女儿离异后孤身一人,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,她还一直照顾90多岁的老父亲,尽到了赡养老人的责任,最后儿子一家同意将三居室给妹妹,也不要妹妹的一分钱,老人和女儿也都同意把二居室分给儿子,一家人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。 

每每调解成功一起案件,能够帮助当事人分忧解难,切实地帮他们解决问题,我都感到很有成就感。

 

曾经,我作为一名海法人,传承着“为人民不计功利,想事业甘于奉献”的海法精神。海淀法院走在全国的前列,在我身边还有“法官妈妈”尚秀云这样的先进典型。那时候的工作压力很大,每年结案一百多件才能排到庭里的中游,但身为一名敢为人先的海法人,我倍感骄傲。

现在,我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重回海淀法院,虽然不能重回法台、不能重穿法袍、不能重敲法槌,但我以我的方式在书写着公平正义。堂堂正正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,为他们分忧解难是我的信念。 步入老年之后的我变得更加自律,每天早上五点五十我便搭乘公交前往颐和园晨练一小时,八点半之前就已经赶回院里。晨练会让我一整天都精力充沛、活力满满。我没有午休的习惯,养成了每天十二点半去吃午饭的习惯。身体健康、精神饱满让我自己也受益。

我喜欢自律的自己,喜欢重回海淀法院的自己,喜欢继续从事法律事业的自己!


 
责任编辑:范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