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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,司法面临四个挑战
作者:程余(笔名)  发布时间:2019-01-22 08:50:37 打印 字号: | |
  2019年,司法面临的很多问题与2018年没有本质差异,但将会表现得更棘手。

  一方面,近年来的密集改革将集中走出红利期,一些无可回避的负面效应将逐渐显现;另一方面,问题和改革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,在根本上是社会的变化决定了司法将要迎接更大挑战。

  挑战一:“向一线倾斜”的增长极限

  为什么每次改革,为了解决案多人少,诸如“队伍下沉”“充实一线”之类的提法必然出现?或者换一个问法,这个提法频频现身,显然是因为上次改革没能实现,它为什么实现不了?

  答案在于,公权力有一种共同的运行逻辑,就是研究—决策—传达—实施—沟通。

  具体来说,要解决一个问题,至少需经历以下程序:

  通过调查研究提出解决方法

  通过议事程序转化为集体意志

  将决定传达至直接解决问题的业务部门

  业务部门进行实施

  反馈问题解决的效果

  如果效果不理想还要回到这一逻辑的起点,重新来过一遍。

  这个过程能不能省略?不能,尤其是在规矩意识得到空前强调的今天。“凡事有交代,件件有着落,事事有回音”被视为理想的工作节奏。少了任何一个环节,先不说效果如何,在程序上就存在错误。

  过程不能省,让过程运转的人员也就不能省略。所以,无论怎么调整调配,有一些岗位就是砍不下去,因为事务本身没有减少——相反,很多工作都要加强。比如沟通,既包括与上级单位沟通,与同级权力机关沟通,也包括社会沟通。这种分化导致不能用一个岗位去实现。

  司法同样跳不出这个运行逻辑。现如今,社会治理对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,越来越迅速精密。作为一个治理单元,司法除了“就案办案”外还要做得更多。

  比如,要落实中央部署,解决突出矛盾,这表现为种种“专项行动”,如扫黑除恶;又比如,在矛盾更为深层、更具有结构性时,搞长期性攻坚,这表现为种种“主题活动”,如护航经济发展。

  要搞定这些工作目标,自然不可能将全部人手集中到某一个环节。只要这条工作链条必须维持,人员配置就有一个底线,可以接近,但无法跨越。

  这个挑战怎么解决?

  挑战二:“群己权界”觉醒

  “群己权界”这个词,原本指的是有一些个人权利的领域,公权力不能侵犯。这里借用这个词描述这样一种现象:员工的岗位有具体的职责,对超越职责的要求员工会明确拒绝。

  比方说,约个感想、要个材料、统计个数据,对方拒绝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是“这不是我的工作”。在传统的机关文化里,这种回绝曾经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在特殊的情况下,越来越“拎得清”的群己权界意味着,在自身权利有受损危险时,不再以服从“公家”利益为优先。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某地法院搬了新办公楼,法官们纷纷将反映空气质量问题的检测图片发给第三方自媒体,虽然还未到说“不”的地步,但已不甘于沉默。

  这种趋势并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可指责性,照顾好自己,本来就是立身之本和一切事业的前提。而且,不断向上的数据也说明了核心工作的成绩好得前所未有,他们对于本质工作仍足够爱岗敬业。

  但是,这种趋势也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:原来有一些工作带来的成本,被员工自行承担了,没有被计入管

  理成本里。这些隐身的成本,原本是被外部化了的。而现在员工可能不愿再继续承担这类成本。这就意味着消化这些老成本,需要投入新的人手,新的经费,新的资源。

  这个挑战怎么解决?

  挑战三:表演性司法公开

  当我们说某件事有千般好的时候,一定不要忘记任何事都有两面性。司法公开也一样。

  “让某某案件成为一堂法治公开课”这个提法一出现,就已经暗含了一层意思:在司法公开之下,庭审这件事已经不是双方在争夺审判者的注意力,而是原被告与法官在共同争夺舆论的认同。所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,各方的行为都有了更多的“表演性”。

  “表演性”这个词对于法庭里的人,具有不同的意义。对于舆论来说,司法人员的“表演”,评判标准在是不是规范、是不是专业,这个角色很少有当戏精的空间。

  而对于其他诉讼参加人来说,舆论允许、甚至期待有“戏剧性”:机智的“诘难”,对公权力的“戏谑”,绝境下的“悲壮”与“抗争”,哪怕是法律的山重水复处,也许只需要一点创意就能柳暗花明。

  这很正常。公开课本来就是要吸引学员的注意力的,课程质量好不好也要学员打分。不过同样正常的是,公开课和典型的司法活动,毕竟不是一回事,也不会完全共享一套标准。官司输赢,不能以表演的精彩程度来决定。

  这个挑战怎么解决?

  挑战四:有“事实基础”的抹黑

  尽管有了很多制度,但维护司法人员权益在今天,可能比以往更难。

  这不只是因为案子越来越多,忙中出错的可能性越来越大,更是因为虚构与演绎,在今天越来越注意“事实基础”。

  原来不过是说一说“枉法裁判”“颠倒黑白”,杀伤力到底有限。现在则从办案超了审限,或者是好几个月不开庭开始:长期不开庭—有意搁置—与对方勾结—存在腐败。只要有一点事实根据,就可以任意脑补放大。一分事实加上九分演绎,立马效果拔群。没办法,谁让你“有错在先”。

  这一招确实厉害。如果司法机关想声明、想澄清,就必须先说说人家反映的问题是否存在——又往往确实有工作瑕疵。于是,如果想反驳污蔑、追究责任,要先承认自家错误,追究自家责任。“欲伤人先伤己”。

  原来,恢复名誉消除影响,不过是把人家仍在汤锅里的石子捞出来扔掉。现在,人家不扔石子,改扔速溶泥丸,于是你就得有把整锅汤都倒掉的决心,破釜沉舟的决心。因为面临的可能是这样的质疑:澄清都是包庇,惩戒都是打击。

  这个挑战怎么解决?

  问了四个怎么办,却很难给出标准答案。

  因为这四个具体问题后面,是更大的问题:

  司法机关是不是只需潜心执法办案?

  权利义务与职业精神如何平衡?

  司法的社会沟通有没有限度?

  当身处争议,司法可以向谁寻求正义?

  这四个问题,其实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:

  在一个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会转换为司法问题的时代,社会如何看待我们,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自己?

   我想,一切问题,都必须回到司法的自我认知和社会想象间的断裂处,必须下定决心破除掉一些神话,承认一些不可能,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。这是更大的、也是更为根本的挑战。
责任编辑:程余(笔名)